168股票配资平台 1953年一国民党特务被判死刑,临刑前大喊:我为江姐做过很多好事

时间:2024-09-23 23:37 点击:184 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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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和江姐是朋友168股票配资平台,我帮她做过很多事,我才不是杀害江姐的凶手!”

1953年7月20日,一场公审大会正在四川荣县举行,被审判的是,一个叫黄茂才的国民党监狱看守。

他被控参与了1949年11月27日,国民党特务对江姐等革命先烈的屠杀。

【乾造】甲戌 辛未 壬子 戊申(日空寅、卯)

法院经过审理,判处凶手黄茂才死刑,并召开了全县公判大会。

善良的川民本就痛恨国民党特务,加上他杀的又是革命烈士江姐,所以对台上五花大绑的黄茂才恨得咬牙切齿。

宣判之后,群情激奋,“杀了他”、“为江姐报仇!”的呼喊声响彻云霄。

可是就在行刑人员要扣动扳机,对黄茂才执行死刑的时候,他忽然用尽全身力气,声嘶力竭地大吼起来,说他不是凶手,而是江姐的朋友.

听了他的话,在场的人目瞪口呆,审判台上的干部交换了一下眼色,决定请示上级。

上级很快下达指示:暂缓执行,重新审理。

这让在场的群众愤愤不平,经过审理的案子,怎么会让这特务给脱罪了?

不久,新的调查审理结果出来了,黄茂才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。

我们分析这个逻辑,如果他是杀害江姐的凶手就该枪毙,死有余辜,如果他是江姐的朋友就该释放,这样的判决多少让人们有些费解。

不过广大群众认为,黄茂才是刽子手应该没错,很可能是牵动了其它不为人知的案件,左右了判决结果,杀害革命先烈的特务绝对不是什么好人。

然而29年后,在县里召开的政协会议上,有人发现,黄茂才却堂而皇之地出现了。

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叹,这起有关革命烈士江姐的凶杀案,为何是这样一波三折,黄茂才能够成功保命。

真相到底是什么?

1926年,黄茂才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,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,家里穷得叮当响,吃上顿没有下顿。在舅舅的资助下,黄茂才上了几年小学。由于他天资聪颖,学了不少文化,写得一手好字。

后来舅舅病逝,黄茂才只好辍学。为了维持生计,17岁的黄茂才到当地士绅刘德标家中打短工。1945年春节,刘德彪家大少爷刘仲威无意中看到了黄茂才写的春联,一眼就相中了。

他开口就说:“小伙子,我给你找个美差吧。”

黄茂才一愣,问道:“少爷,啥子美差?”

刘仲威说:“给我当秘书”。

原来此人有个特殊的身份,是那就是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。

黄茂才一听到“衙门里”上班,脸上随即乐开了花。那年头老百姓饥寒交迫,谁不想捧个衙门饭?

1947年8月,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被并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,黄茂才自然也跟着到了二处,工作依旧比较轻松,负责管理档案。

黄茂才挺老实,不会巴结上司,没有请客送礼,所以这个美差很快被别人顶走。

黄茂才灰溜溜地离开之后,到了太平门邮检组工作。所谓的邮检组,就是检查邮件的,防止邮件里有违禁品。

这个工作责任性非常强,工作量也很大,经常累得东倒西歪。人一疲惫就容易出错,结果黄茂才漏检了进步书籍和延安的重要文件,后来被发现,黄茂才因此受到了处分,在1948年6月,“降级”到渣滓洞当看守。

渣滓洞里关押的都是政治犯,他们都是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坐牢的,当然也包括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。

渣滓洞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。

在上任之前,黄茂才按照规定写了保证书:

由于看管的犯人具有很大的“危害社会性”,都是“十恶不赦的坏人”,因此特作如下保证:

(一)、对渣滓洞的犯人,要拿出十二分的注意力看守。

(二)、防止他们在牢房里有小动作,比如挖地道逃跑。

(三)、放风的时候对要犯一定要严格看管,不许他们交头接耳,互通消息。

(四)、不许外人向监狱里传递食品、报纸和书信。

(五)、不许跟犯人闲谈,不能照顾犯人,更不能表示出对犯人的同情。

如若查出包庇袒护行为,军法从事。处于人生谷底的黄茂才不想再丢了这个饭碗,也不想连累家人,表示牢记自己的保证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但是没过多久,黄茂才的态度就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。

这些犯人看起来个个知书达理,彬彬有礼,谈吐斯文,还充满善意,和蔼可亲,一点都不像什么“坏人”。这颠覆了黄茂才原有的观念,他对“犯人”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。

下面发生的事,让他和“犯人”们走得更近。

1947年6月的一天,黄茂才正在渣滓洞值班,突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犯人。

黄茂才立即按照惯例,对犯人进行登记。首先登记的,是一个容貌俊秀的年轻女犯人。

“姓名?”

“曾紫霞。”

“年龄?”

“19岁。”

“籍贯?”

“内江白马庙。”

问到这里,黄茂才眼睛一亮说:“我们还是老乡呢,我自贡荣县人,距离好近。”

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;黄茂才倒是没有泪汪汪,但是亲近感随之产生。

黄茂才十分好奇,一个不到二十岁且如花似玉的女孩,为何要冒着杀头的罪过,勇敢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统治?

而且曾紫霞当时还正在热恋中,她的男友就是和她一起被押进来的革命者,名叫刘国志,是四川宜宾人。

人生最美好的年华,为什么不尽情享受亲情爱情,要到暗无天日的监狱,遭受酷刑折磨?

曾紫霞得知黄茂才出身贫苦,而且心地不那么坏,也不算是特务,只是一个混饭吃的看守,开始有意识地对他打开了话匣子。

曾紫霞告诉他,不是我不想过好生活,而是这个世道太崩坏,国民党政权太腐败邪恶,好人根本无法生存。为了让好人有尊严地活着,我辈必须流血牺牲,推翻那个政权。

“谁不想跟父母在一起,谁不想相夫教子,世道不许啊”,曾紫霞无奈地说。

听着听着,黄茂才豁然开朗,明白了为什么被关进去的都是好人,因为是坏人当道啊。

大约半个月后,渣滓洞集中营又迎来了一个女政治犯,她不是别人,正是小说《红岩》中的江姐原型——江竹筠。

江姐,原名江竹筠,曾用名江志炜、江雪琴,1920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市。

1944年夏,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的江竹筠,开始为党工作,不久入党。

1948年夏天,革命队伍中出了一个叫甫志高的叛徒,出卖了江姐。6月14日,江姐在万县(今重庆市万州区)不幸被捕,被押解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。

登记犯人信息的时候,得知江姐的老家在自贡大山铺之后,黄茂才又惊又喜,情不自禁地说:“我们是老乡,有事您说话,我尽力而为。”

然而江姐看了看穿着一身国民党军服的黄茂才,立即露出一脸的鄙夷,不屑地转身过身去。黄茂才并没有介意,初来乍到,谁会相信一个看守呢?

不久后,江竹筠被提出受审,说是受审,不如说是用刑。

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亲自审问,让江姐说出党的机密。

江姐不为所动,啐了徐远举一脸唾沫。

徐远举恼羞成怒,下令特务对她施以各种酷刑——老虎凳、吊索、带刺的钢鞭、撬杠、电刑。更有甚者,特务丧心病狂,甚至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,鲜血直流。

在受刑的时候,江姐多次昏迷过去,毫无人性的特务们,用凉水将她泼醒之后继续用刑。

回来的时候,江姐已经步履蹒跚,跌跌撞撞,血迹和衣服粘连在一起,惨不忍睹。

吃晚饭的时候,黄茂才悄悄向一个特务打听:“李处长,这个女共产党招了没?”

“别提了,这些共产党人都是硬骨头,徐区长刑罚用尽了,也没有吐出一个字,气得徐区长直骂娘。”

黄茂才听了毛骨悚然,对特务的残忍产生了憎恶,与此同时,内心里对江姐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江姐在受审过后被转到了另外一间女囚室,与内江老乡曾紫霞和李青林等人关押在一起。根据曾紫霞反馈的信息,江姐才知道黄茂才是个不错的人,自己先前是误会他了。

不过江姐内心仍旧充满警惕,她再三叮嘱同志们,在感化黄茂才的同时,一定不能丧失警惕。利用黄茂才可以,但是不能将党的机密泄露给他,给党造成损失。

是啊,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,自己的同志还有可能会叛变,怎么能凭一个看守的几句话和举动,就对他掏心掏肺?

话虽这么说,江竹筠仍旧寄希望于黄茂才,真能争取到他,关键时刻说不定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

中秋节到了,不少特务和看守们都放了假,监视的人比平时少了三分之一。于是江姐趁机跟黄茂才“摆龙门阵”,讲曾紫霞讲过的道理,说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组织。

黄茂才半信半疑,问江姐:“历史上的皇帝,没有一个人不说是为穷人打天下,结果呢?都是为自己打江山。”

江姐说:“共产党言出必行,真正实现了‘耕者有其田’,现在解放区的农民们都有了自己的土地,共产党永远不会收回。”

“共产党来了,我父母是不是都可以分到土地了?”

“是啊,地主全部被打倒,他们的土地当然会分给穷人。”

听到这里,黄茂才动心了,他想起了自己八岁的时候,爷爷因病去世,因为没有一块安葬之地,爷爷狠心把十六岁的姑姑卖了,十一岁的时候,父亲打死了地主一条狗,地主竟然让父亲给狗披麻戴孝。

想到此,黄茂才血脉偾张,他一定要尽可能地帮助一下这些共产党人。

江竹筠对黄茂才的转变感到欣慰,但是又不能肯定他是真心的转变。为了确认这一点,江姐和曾紫霞商量之后,决定对黄茂才进行试探。

这一天江姐趁着没人的时候,让黄茂才给自己拿来纸笔,写了一封信,让黄茂才带出去。黄茂才果然将信送了出去,送到了一个商店老板手里。其实这个商店老板是江姐的亲戚,根本不是什么地下党,至于那封信里,也根本没有什么秘密,是让亲戚给自己带生活用品的。

江姐她们经过血与火的考验,经过很多同志的叛变,怎么会轻易相信一个看守?如果是敌人的圈套,那么同志们岂不是暴露了?

再说了,一个地下党被捕之后,地下党组织为防止万一,第一时间会把跟被捕同志接触的联络人员全部转移了,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再冒险工作。

这是地下党的铁规,不会改变。

经过这次考验,至少可以确定,黄茂才可以信任,能为大家偶尔跑跑腿。

之后,黄茂才利用外出机会,前往重庆大学医学院女宿舍给况淑华带去曾紫霞、江竹筠等人的问候信件。

当时,狱中的同志们想要了解国内外局势,黄茂才自告奋勇,自己花钱为江姐他们进城代买。

为了感谢黄茂才的帮助,江姐她们在昏暗的牢房里,织了一件毛衣,在黄茂才生日的那一天送给了他。

当黄茂才穿上满含江姐她们深厚情谊的毛衣时,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,他的眼眶湿润了。

自己不过是利用职务之便,做了一些很平常的事,可是这些前途未卜的共产党人,却还想着自己,她们太好了。

此时渣滓洞内的共产党人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,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,已经丢失了半壁江山,只剩下西南西北,而西南也很快会被解放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这些共产党员自然是凶多吉少。黄茂才虽然不是核心人员,不知道军统处决命令,但是他有一种直觉,也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。

时间到了1949年下半年,国内形势更为严峻,特务加紧了对渣滓洞的看守,黄茂才因为不是特务出身,无法再受到上司信任,被遣返回家。

临走之前,他找到江姐她们,眼含热泪说:“我要被调走了,有什么事,尽管吩咐。”

江姐拿出纸笔,给三岁儿子彭云写了一封信,递给了黄茂才:“把它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,交给一个谭竹安的人,就说是他表姐写的。”

黄茂才郑重地接过信,转身出去。没想到,这竟然是他跟江姐的诀别。

黄茂才不负重托,将那封信送到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,交给了江姐的表弟谭竹安。不久之后,黄茂才得到噩耗,渣滓洞的共产党人大都被国民党特务枪杀。

听到消息,黄茂才泪如雨下。

1952年,镇反运动在全国开展。黄茂才因为是反动人员,又在渣滓洞待过,自然被追究责任。(因为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,囚禁于此的二百多位革命志士被杀害。)

因此,已经担任教师的黄茂才在教室被带走,1953年,荣县人民法院判处他死刑。

在受审的时候,他极力申辩,说自己不是特务,还为江姐他们做过好事,但是空口无凭,没有人相信。

他提到了重庆市中山公园的育才小学,提出了那封信,提到了江姐的表弟谭竹安,可是此人不知去向。

在行刑的那一刻,他再次大声疾呼,说自己是江姐的朋友。

监斩的县委书记听到之后觉得可能会有隐情,为了不错杀,他请示上级,法院改判黄茂才无期徒刑。

在监狱里住了十多年后,他因为表现好而被减刑释放。

出狱之后,黄茂才继续为自己奔走。他翻箱倒柜,拿出了那件江姐亲手织的毛衣,对妻子说毛衣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

妻子说:“别傻了,毛衣不会说话,上面也没有写字,能说明什么?”

听到这里,黄茂才泄气了。他仰天长叹:苍天啊,你为何不开眼,难道让我背一辈子黑锅?

1981年,老天真的给了黄茂才自证清白的机会。那年5月的一天,重庆市博物馆举办烈属座谈会。会上,领导提出要搜集整理烈士遗物的意向。

这时,作为江竹筠亲属参会的谭竹安说,他珍藏着一封江竹筠牺牲前给他写的亲笔信。当说到送信人的时候,谭竹安提到了黄茂才。

与此同时,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馆长卢光也寄来一封信,说他们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室,发现渣滓洞幸存者写的材料,其中提到了黄茂才为我党屡屡做事的情况。

紧接着,黄茂才又根据线索,找到了在成都中医学院工作的曾紫霞。

曾紫霞于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,其未婚夫刘国鋕则于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白公馆!

这时候的曾紫霞已经是满头银发,黄茂才也早就两鬓斑白。阔别了三十年的患难之交相见,场面自然极为感人。

了解到黄茂才这几十年来的风霜经历之后,曾紫霞感叹不已。她随即联系了健在的知情者,写材料为黄茂才申冤。

1982年4月12日,是黄茂才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一天,荣县人民法院院长亲自登门,将无罪判决书递到了黄茂才手上。

黄茂才拿着判决书,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,在村里来回奔走,见人就喊:我无罪了!

好事成双,荣县政协不久后增补黄茂才为政协委员。

尽管如此,黄茂才还是愿意在家乡种地、种菜,养鸡养鸭,颐享天年。这么多年来,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平淡的田园生活,自己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报偿,只是精神上的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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